中產病人

　　近九成人認為自己過勞，超五成人對自己的身心狀況不太滿意。白領、金領之上，是一雙雙亢奮的黑眼圈

　　文｜中國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歐陽海燕

　　有一群人，處境很危險。

　　他們工作職業壓力大，睡眠不足，三餐不定，缺乏運動，依賴咖啡、香煙、濃茶和紅牛，來保持頭腦清醒。

　　88.9%的人認為自己處在或接近“過勞”狀態。

　　越來越多的人出現疲勞、焦慮、失眠、健忘、肩頸不適、胃腸疾病、脫發、性欲減退等身體癥狀。

　　53.3%的人對自己的身心狀況感到“不太滿意”或“很不滿意”。

　　他們是中國中產。

　　高房價吞噬他們的財富，職業壓力大透支他們的身體。頑強的中產，白領、金領上，是一雙雙亢奮的黑眼圈，時刻準備迎接一個又一個Overtime.

　　2010年3月，《小康》雜志社中國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在全國范圍內對中國公務員群體和城市白領人群，展開健康調查。經過對調查結果進行加權處理，并參考國家有關部門的監測數據和大量社會信息，得出2009～2010年度中國生命小康指數為76.1分。

　　調查以在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工作的十個類別的職業群體為總體樣本框，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分別對每個職業群體進行隨機問卷發放。這十類職業人群是：普通公務員、領導干部、企業家/高管、IT人士、媒體工作者、醫務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科研人員、金融/證券/保險從業者，以及法律工作者。

　　調查對樣本特征進行了控制，使參訪者的年齡主要集中于80后、70后，以及60后三個年齡段；80%以上的參訪者個人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其中3000元～5999元的占47.1%，6000元以上的占39.2%。

　　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原所長陸學藝對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的劃分，這十個類別的職場人士屬于社會中上層，尤以中產為主。

　　中產是現代社會主要的支撐力量和維穩力量。據陸學藝估算，目前中國中產的規模為23%，且以每年1%的速度在增長。但同時，中國貧富差距日漸拉大，近年已問鼎亞洲。這使中國社會通往安全的“橄欖型”階層結構的道路，充滿變數。

　　“如果高房價不能有效遏制，中產階層就有可能坍塌，中國就有可能出現M型社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唐鈞表示，房貸壓力很大和買不起房的中產就會慢慢向下流動。

　　本次調查顯示，近八成普通公務員和白領感受到“較大”甚至“極大”壓力，超六成人表示壓力主要來自“買房供房”。

　　2010年全國兩會上，高房價成為眾矢之的，甚至大會一落幕，“地王”就高調登場。3月16日一天，北京就誕生了三個新地王；房價又有了新的突破——四環內期房均價突破3萬元，六環外住宅突破1萬元。一個房子消滅一個中產的“杯具”，天天在上演。

　　住房，以及醫療、教育消費壓力過大，中產只好兢兢業業，不惜透支健康。本次調查中，六成多受訪公務員和白領表示他們正以“健康”換“金錢/業績”。其中16.1%的人認同這種交易，45.4%的人表示“不認同，但我必須要這么做。”

　　五大高危中產職業人群，法律工作者居首

　　本次調查選取了五項指標對各類職業群體的“危機狀況”加以衡量，這五項指標是：對自身過勞狀況的評估、職業壓力大對健康的影響評估、壓力感受、快被榨干的感受，以及身心狀況滿意度。

　　位列前五的中產職業人群是：法律工作者、IT人士、金融/證券/保險從業者、教育工作者、媒體工作者。普通公務員、科研人員、醫務工作者排在第六至八位。

　　在鐵血叢林中披荊斬棘的IT人士輸給了法律工作者，這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不久前，北京律師浦志強在三味書屋做了一次演講，題目就叫“酸甜苦辣做律師”。浦律師代理過眾多知名案件。他說律師之累，在于要側耳傾聽來自四面八方的哨聲。

　　醫務工作者排名最后，較其他職業人群危機狀況較輕。“不是不累，是樂觀。”劉飛說。他是北京某三甲醫院神經內科副主任醫師。他的工作包括出門診，一天15～20個病人；看病房，一周一個夜班；此外還要做課題、寫論文。他大學時天天打籃球，工作以后就很少打。

　　“但是我心態好啊。”劉飛說，他對病人家屬拿著錄音筆、照相機滿病房“取證”司空見慣，對沒開到藥要求退掛號費的患者一笑了之。“醫務人員的抗壓性比較強，但也有不少醫生得甲減，護士得甲亢。”

　　在高危職業隊列中，如果將對照組領導干部及企業家/高管納入，則企業家／高管位列金融/證券/保險從業者之后，領導干部排在普通公務員之前。

　　企業家/高管擁有經濟資源，或擁有經濟資源的調配權，在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中居于較高層級。本次受訪人群，87%來自私營企業或外資企業，男女比例54：48。

　　分析顯示，較其他職業群體，企業家/高管在壓力感受和身心狀況滿意度兩項指標上，“危機狀況”較突出。八成人感覺壓力“較大”或“極大”。近六成人對自己目前的身心健康狀況“不太滿意”或“很不滿意”。

　　張黎剛隨身帶著兩種藥，一種是醒酒藥，一種是達菲，最近他打算把達菲換成心臟病急救藥。張黎剛是體檢機構“愛康國賓”的CEO，他除了有脂肪肝和胃腸疾病，其他身體指標都還好。三年前，他的朋友、百度CFO王湛生在海南游泳時心臟病突發猝死，這件事令他深感痛心。“那是我這幾年唯一一次流淚。”

　　他在問卷上勾出“壓力較大”，并在壓力來源一題上選擇了“職業/事業發展”、“工作負荷”，以及“人際關系”。作為一家體檢機構的管理者，張黎剛每天勸別人珍愛健康，可到自己身上，他說為了事業，還是愿意犧牲一點健康。

　　在企業家/高管人群中，分性別看，12.5%的女企業家感受到“極大”職業壓力，高出男企業家8.8個百分點。14.6%的女企業家對自己的身心狀況“很不滿意”，也較男企業家多3.5個百分點。

　　十大中產職業人群多發癥，超五成人感覺“疲勞”

　　問卷還列舉了30多種癥狀供各類職業人群對號入座。結果顯示，在普通公務員和白領人群中，獲選比例超過1/5的癥狀就多達13種，排在前十位的是：疲勞、肩頸不適、焦慮、胃腸疾病、失眠、抑郁、眼疾、肥胖、脫發、性欲減退。

　　52.9%的人感覺疲勞，且不論在哪個職業群體中，獲選比例都是最高。其中，在金融/證券/保險從業者和媒體工作者中，五個人當中至少有三個感覺疲勞。

　　分年齡看，在普通公務員和白領人群中，有“疲勞”感的80后多于70后，70后又多于60后。80后職場人，正處在事業的上升期，多數人還未及而立之年，身體就先出現亞健康狀態。

　　對于自身“過勞”狀態的評估，67%的80后認為自己接近“過勞”，20.8%的80后認為自己處在“過勞”中。

　　“我絕對夠得上‘過勞模’了，不是在現場，就是在趕往現場的路上，經常連續3天只睡五六個小時，隨身用品是錄音筆、電腦和咖啡。”27歲的女記者朱婷說。

　　除了疲勞，在80后公務員和白領人群中，另外六種獲選比例超過1/4的癥狀是：焦慮、肩頸不適、失眠、胃腸疾病、抑郁，以及眼疾。

　　在何超眼中，頸椎腰椎病、各種心理問題、失眠癥、各種胃病，都是較為嚴重的“新型職業病”。何超是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院長。“工作節奏快、壓力大是主要致病原因。”

　　和中產多發癥有所不同，領導干部的“高血壓”比例明顯偏高，達22%。

　　八大健康危險因素，缺乏運動排名第一

　　經常加班、缺乏運動、空調生活……這些都是可能對職場人士造成健康損害的因素。黃建始稱它們“健康危險因素”。

　　黃建始是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在他的定義中，“健康危險因素就是能夠增加得病或者死亡機會的因素。”近年，他不斷向社會推廣這個概念，為了讓公眾有健康管理意識，以減少或去除健康危險因素。

　　問卷列舉了十余項“健康危險因素”，讓受訪公務員和白領人群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選擇。獲選比例超過1/5的項目有八個：缺乏運動、睡眠不足或睡眠質量差、經常加班、空調生活、經常在外就餐、長期熬夜、不吃早餐，以及應酬過多。

　　分性別看，除了“經常在外就餐”一項男女比例相同，其他各個危險因素，男性選擇的比例都要多于女性。

　　調查還顯示，中產職業人群并不善于管理自己的健康，只有26.2%的人“會定期做身體檢查，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很關注”。

　　至于單位對員工的健康管理，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單位會給員工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險，比例達87.5%，但給員工做健康體檢的則不到半數，為41.4%。

　　“相比較而言，外企對員工的健康管理更全面，比如每年一次體檢、秋天打疫苗、舉辦健康講座等。”體檢機構“愛康國賓”CEO張黎剛介紹說，有的外企每個員工都有一張健康記分卡，少抽一支煙、多吃一頓蔬菜，都可以換算成健康積分，累計到一定分值，還有獎勵，比如一張星巴克的咖啡券。

　　“健康管理，就是用科學的方法找到人身上的健康危險因素，并將這些危險因素去掉或減少，讓人活得更好，更久，更有意義。”黃建始說，比如高血壓是中風的危險因素，我們找到它之后完全可以把它控制下來。美國的高血壓控制率是70%，在中國，則不到10%。也就是說，在美國，100個高血壓病人中只有30個可能發展成中風，中國是美國的3倍多。

　　“新醫改具體方案關心的是看病問題。但病是看不完的，而且吃飽之后得的病大多數是看不好的。”黃建始說，對于國民健康來說，最重要的不僅僅是看病，更重要的是改變自然和社會環境，調動人們維護和促進自身健康的積極性，改變不健康的行為和習慣。我們追求的應該是健康，不應該僅僅是看病。

　　問卷還就七個生命倫理問題展開調查，參訪者接受不了的情況，按獲選比例由高至低排序為：人獸混合胚胎(85.6%)、克隆人(60.8%)、代孕(47.6%)、性別選擇(38.3%)、在家屬同意的前提下，從腦死亡但還能有呼吸心跳的人體中摘取器官(21.8%)、安樂死(13.4%)。

　　(感謝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呂慶提供的支持)

　　中國社會階層結構

　　陸學藝以“職業分類為基礎，組織(權力)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占有狀況”為標準來劃分社會階層，并依此將當代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個階層。2006年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如下：

　　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 2.3%

　　私營企業主階層 1.3%

　　經理人員階層 2.6%

　　專業技術人員階層 6.3%

　　辦事人員階層 7.0%

　　個體工商戶階層 9.5%

　　商業服務業從業人員 10.1%

　　產業工人階層 14.7%

　　農業勞動者階層 40.3%

　　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 5.9%

　　(摘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2010，1)

　　五大高危中產職業人群

　　1 法律工作者

　　2 IT人士

　　3 金融/證券/保險從業者

　　4 教育工作者

　　5 媒體工作者

　　參訪者的基本信息

　　“小康職場健康調查”問卷由《小康》雜志社中國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設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實施調查。

　　本次調查采用了基于實名制的NetTouch網絡調研方法，以十個有代表性的職業群體為總體樣本框，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分別對選定的每個群體的實名固定樣本組進行隨機問卷發布。

　　本次調查利用NetTouch后臺控制系統，對年齡、個人月收入等配額進行了控制。

　　問卷調查執行時間為2010年3月，最終回收有效問卷量為1131份，覆蓋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和直轄市。

　　采用統計學誤差估計公式進行估算，本次調查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上，可將估計誤差控制在2.9%。

　　問卷同時在“新浪調查”推出，7000多位熱心網友參與了調查，所獲數據用于參考。

　　職場現形記

　　他們做著一份需要專業背景的工作，經常加班，拿著不高不低的薪水，供著一套不大的房子，身體或多或少都有點小毛病，職業的壓力與他們如影隨形。他們只有兩種選擇：或者玩命向上生長，或者被社會無情淘汰

　　文｜中國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蘇楓

　　凌晨兩點半，氣溫零度。25歲的上海本地姑娘郭冉冉裹著黑色羽絨服，獨自坐在一輛“黑摩的”上面，重重嘆氣。她已經記不清這是她工作以來第幾次半夜回家了。

　　郭冉冉是上海一家大型都市報的記者，每天負責兩個版面的采寫和編輯，月收入4000元人民幣，另外有400元左右的“灰色收入”，業內叫“紅包”。

　　她是這樣分配這4400元的：交通費600元(自從上海的出租車漲價30%后，她開始更多的選擇地鐵、公交和“黑摩的”，幾乎放棄了打車)；手機費300元；基金定投1000元；住在父母家，省去了房租，但需要交家里的水電煤、物業等費用1000元；吃飯加上買衣服1000多元(商場太貴，愛美的她都是在地鐵站周邊的地攤上買衣服)。

　　這樣算下來，4400元，所剩無幾。糟糕的是，她所在的報社去年在金融風暴中不斷減薪，每個稿子的薪酬減了三分之一，至今也沒漲回來。

　　城市里，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出生于七八十年代，家境普通，受過良好的教育，做著一份需要專業背景的工作，經常加班，拿著不高不低的薪水，供著一套不大的房子，身體或多或少都有點小毛病，壓力與他們如影隨形。

　　2010年3月進行的“小康職場健康調查”顯示，76.7%的80后和81.7%的70后感覺壓力“較大”或“極大”，38.8%的80后和50.4%的70后有被榨干的感覺。工作的倦怠感，生活的無力感，是他們的普遍狀態。

　　每天活得像輪回一樣

　　郭冉冉每天7點起床，在家吃早飯后先坐公交，再倒地鐵，一個鐘頭后到辦公室，開始工作。她中午從來不吃飯，因為單位食堂不好吃，外賣又太貴。如果沒有采訪任務，每天的第二頓飯于下午五點左右草草在食堂解決。晚上的正常下班時間是10點，到家11點多。出外采訪的時候，吃飯和回家都沒有準點。

　　“報紙每天都要出版，有沒有新聞都是我自己去采，沒有選題就會開天窗，每天活得像輪回一樣。”郭冉冉向《小康》記者抱怨道，“生活不規律、工作又太忙，我現在百病纏身：角膜炎、鼻炎、胃病、腰酸、腎炎，還滿臉長痘痘，還有嚴重失眠。”

　　2009年從夏天到秋天的四個月，報紙和電視臺合作搞活動，郭冉冉連著100多天沒休周末，從那時開始了與失眠的斗爭。最嚴重的時候，她直到凌晨5點都睡不著，后來只能靠吃安眠藥維持睡眠，直到現在。因為“百病纏身”，她看了很多醫生，每天需要吃兩次中藥，順帶治痘痘，可惜暫時沒有效果。

　　“看別人要么有閑，要么有錢。我是既沒空又沒錢。我從沒喜歡過這個工作，現在這樣，僅僅是為糊口和滿足我媽‘必須在上海本地工作’的愿望。”郭冉冉愁眉苦臉地說。

　　和她一起畢業于某著名大學新聞系的男朋友王超目前供職于山東濟南的一家大型報業集團，每月收入3000元，在當地屬于中等水平。跟冉冉相比，王超的工作強度更大，每周有連續的兩天不能睡覺——早9點上班，凌晨4點下班。除了這兩天，還有另外一天是夜班。剛剛工作一年多的王超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耳鳴。他堅持每個月去一次上海，與冉冉見面。

　　為了孩子，再買一套房子

　　對比80后郭冉冉的生活，今年35歲的高校教師李倩覺得自己和老公屬于“時代的受益者”。“至少我們買得起房子和車子，有點不動產。”李倩說。她和老公2001年結婚，當時貸款十年買了一套房子，2010年初剛剛還清貸款。另外，他們在郊區還有一套比較大的房子，預備給父母住。

　　如果李倩說自己家的錢根本不夠花，很多生活在北京的人會很生氣。每月兩人的收入1.5萬左右，刨去基本生活開支5000元和基金定投，還能存幾千。“CPI一直在漲，工資原地踏步。個人生活質量難以保證，錢到哪里去了？房子。”

　　李倩的女兒剛剛8個月大，還不會走路和說話，但李倩已經開始為孩子接受好的教育，籌劃買第三套房子，要求必須靠近優質教育資源，因為“進好的幼兒園才能進好的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在北京，符合李倩要求的房子，均價每平米三萬元以上。

　　李倩目前在北京一所高校的外語系任教，“因為現在的學生沒有學習熱情，所以職業成就感不高”，并且工作壓力很大——因為學校對教師的考核非常嚴格，一旦考核不達標，就會有被淘汰轉做行政人員的危險。她這幾年一直在職讀博士，由于有婦科疾病和兩次非正常流產，導致身體很不好，博士至今沒畢業。

　　“我有三重壓力：作為女博士，有科研的壓力；作為教師，有工作的壓力；作為母親、女兒和妻子，還有家庭的壓力；層層重壓累積，壓力體積成倍增長。”李倩前幾年自顧難暇，顧不上照顧父母，現在父母親有糖尿病、高血壓、白內障。雙方父母都有醫療保險，這讓李倩覺得慶幸——“有一位40歲的在北大教書的女教師，父母在農村沒有醫療保險和退休金，去年同時得了癌癥，她的孩子又趕上小升初，頓時壓力巨大。”

　　李倩的老公陳飛是廣播電臺的中層領導，因為“空播8秒就算事故”，他感到“每時每刻的壓力”。陳飛處于標準的“亞健康”狀態，每天晚上必須靠安眠藥才能睡著。他感嘆：“這樣下去，身體早晚要垮掉！”

　　李倩認為她與老公屬于“岌岌可危的中間階層”，“社會的穩定要靠中層，但中層非常不穩。因為社會保障系統不健全，我們只能拿身體換名譽和錢。我們對未來不確定，我們怕被社會淘汰，生活有不安感、焦慮感。工作有被社會盤剝的感覺。這都是赤裸裸的現實。”

　　最近三年，李倩和陳飛沒有任何休閑計劃。他們幾年前就預訂了去云南麗江的旅游團，工作太忙，一直沒去成。“浪漫需要閑和錢，這兩樣我們都沒有。”

　　最怕“加班文化”

　　3月4日晚上十點半，28歲的趙明亮在公司吃完晚飯，坐上班車，準備回家。趙明亮就職于“中國最累的民營企業”——華為技術有限公司。

　　華為的企業文化是獨一無二的“床墊文化”。華為有個傳統，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張放在辦公桌下面的床墊。午休時，席地而臥；晚上加班，累了就睡床墊，醒了爬起來再干。2007年前后，華為接連發生了幾起內部年輕員工猝死或自殺事件，但其高層并不承認這與“床墊文化”直接相關。

　　趙明亮并非不知道華為的“累”。2006年碩士畢業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型國企做技術。“之前的工作量不到現在的四分之一，我就是受不了那份清閑，才跳槽到華為的。”趙明亮選擇這份“累”的代價是：加班是家常便飯，每個月最多只能休息三天，其他時間都在工作。最忙的時候，他連續一個月每天都加班到凌晨一兩點。其中最長的一次加班是“今天早晨來了，第二天中午才回家。”

　　趙明亮的同事，蒲偉，因為受不了華為緊張的工作氛圍，在試用期就開始“找下家，逃脫苦海”，最近終于成功跳槽到一家外企。

　　趙明亮每天只吃兩頓飯，從來不吃早飯，第一頓飯中午十二點吃，第二頓飯晚上十點吃。作為IT從業者，他有“電腦依賴癥”，雖然每天在公司至少有十幾個小時是對著電腦，每天晚上十一點他到家的第一件事還是要把電腦打開，瀏覽網頁、打游戲，直到一兩點再入睡。

　　作息時間不規律加上長期坐著用電腦，他經常頭疼、頸椎疼，“幾乎所有同事的頸椎都疼”。他和新婚妻子計劃周末去打羽毛球，因為工作忙，一直沒實行過。他們貸款50萬買了一套二居室，準備用20年時間還完房貸。

　　“慢慢還唄。”趙明亮對自己目前的生活狀態還算滿意，想起猝死和自殺的同事們，只是偶爾覺得后怕：“怕就怕，有命賺錢，沒命花。”

　　結婚與浪漫無關

　　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來自中國的外交官張林正在聯合國內部會議上演講。做完演講，他長舒一口氣——終于可以結束長達20天的出差，恢復到每天朝九晚五、乘公交、吃食堂的日常生活了。

　　他每天早晨六點半起床，簡單洗漱后，用一個鐘頭擠公交到單位，開始工作。由于起得太早，他上午工作的時候經常覺得頭昏昏的，不能集中精力。正常下班時間是下午五點，但張林經常需要加班到晚上八九點，最晚一次是凌晨三點。

　　“社會上說公務員工作的時候就是喝茶看報，那是誤解。絕大部分公務員付出的不少，而且幾乎沒有灰色收入。”張林的職稱是副科級，月收入穩定在5000～6000元人民幣。他去年的年終獎是“第十三個月工資”，800元人民幣。他唯一的灰色收入是：在節假日期間的出租車票可以報銷。

　　今年30歲的張林高大帥氣，有一套首付13萬的經濟適用房，貸款十幾萬，計劃用十年還清，因此還貸壓力較小。這個工作加上不錯的硬件條件，按常理早已婚配。

　　可他連個女朋友都沒有，這令部里的大姐們和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很著急，從2006年開始給他張羅著相親，無數相親之后，無一命中。于是，繼續。

　　只有少數幾個朋友以及他自己知道，張林是同性戀。

　　張林從中學時就確定自己喜歡男孩，這么多年來，沒有改變，也不知道將來能否改變。之前相親也遇到過性格上合得來的姑娘，但張林一想到自己的情況，“怕害了人家”，就退縮了。

　　2010年底，張林馬上要被派駐外國，一去四年。中國外交官不允許娶外國人，必須在國內解決婚姻大事。媽媽一想到等張林回來都34歲了，天天催著讓他在這幾個月鎖定一個姑娘，趕緊結婚。

　　張林最糾結的是，內心非常渴望穩定的婚姻、自己的孩子；同時，又放不下自己的同性朋友。“我必須找個女孩結婚。我覺得我可以應付婚姻生活，但不一定是現在。”

　　與還在尋覓真愛的張林相比，上海記者郭冉冉在感情上是幸運的。

　　她和男友王超準備明年結婚。他們不準備大辦婚禮，這樣可以把省出的錢拿出來旅行。至于房子，也不在計劃內。郭冉冉說：“上海的房價變態，比北京、東京、臺北、巴黎都高！這里是有錢人生活的地方，我們都應該被踢出局。”

　　(應受訪人要求，本文人名均為化名)

　　“這里是有錢人生活的地方，我們都應該被踢出局。”

　　——記者，郭冉冉

　　“我們只能拿身體換名譽和金錢。”

　　——高校教師，李倩

　　“怕就怕，有命賺錢，沒命花。”

　　——工程師，趙明亮

　　“我可以應付婚姻生活，但不一定是現在。”

　　——公務員，張林

　　十大中產職業人群多發癥

　　疲勞 52.9%

　　肩頸不適 39.6%

　　焦慮 39.1%

　　胃腸疾病 29.7%

　　失眠 28.2%

　　抑郁 24.2%

　　眼疾 24.1%

　　肥胖 23.9%

　　脫發 22.8%

　　性欲減退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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